当空难或者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通常都认为那些幸存者能够保住性命完全是出于侥幸，而夺去了无数人生命的缅甸热带风暴、我国汶川的大地震与多次袭击美国的龙卷风及洪水又无时无刻地一再提醒着我们，自然灾害是人类永远无法回避的现象。痛定思痛，如何在灾难发生时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已经成为人们十分关注的话题，而大难中的幸存者依靠的也不仅仅是运气，智慧与应急处理能力正是他们逃生的关键。美国《时代周刊》就此刊登了三则在灾害中发生的故事，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多掌握一些逃生知识及技能会使我们在面临困境时多一分胜算。听听那些处于危境之中却能够死里逃生的人的经历，也许会对我们有些启发。
一般来说，在受到惊吓的时候，人体的荷尔蒙会上升，血液迅速扩散到四肢，这也是人类处于临战状态时的本能反应。但到了科技发达的现代，人们较以往有了更为明显的技术优势，我们可以利用现代化手段探测到哪里有可能会发生灾难，而大难临头时我们的反应能力却远不如祖先。不过，通过努力，我们却可以增加防止灾难发生以及大难不死的可能性。在危机中，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状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灾难个性”。我们可以完善这种个性，教会大脑如何更快地开动，甚至做出更明智的反应。
经历不同对恐惧反应不同
面对灾害，一旦你被吓得呆若木鸡、腿脚不听使唤，那就只能成为死亡名单上的一员，1994年9月28日发生在波罗的海上的“M.V.爱沙尼亚”号的沉船事故中就不乏做出上述反应的游客，正是因为缺乏迅速敏捷的应变能力，他们才落得葬身海底的命运，也“成就”了现代欧洲史上最为严重的海难。
这艘巨大客轮当时从爱沙尼亚首都塔林港起锚，本来预计于15个小时后抵达目的地斯德哥尔摩，尽管当晚狂风大作，暴雨倾盆，但已经习以为常的船员们并未太在意，因为往返于这条航线14年以来这样的大场面已经见多了。夜幕之下，这艘10层高的巨轮在墨黑色的大海中劈波斩浪，船上的“波罗的海酒吧”中人们轻歌曼舞，乐队正在演奏美妙的音乐。
现为瑞典议会议员的肯特·哈尔斯泰特当时就是在酒吧之中享受这种悠闲时光的一员，那年他只有29岁。据他回忆，当晚他在酒吧畅饮，另外还有大约50名游客，人们玩兴正浓，欢声笑语不断，但就在凌晨1点左右的时候，船体突然开始倾斜，自动售卖机、花盆纷纷砸落在地，游客们也都被抛出了很远。哈尔斯泰特出于本能反应很快地抓住了酒吧里的铁栏杆，而那些未做出及时反应的人们则随着船体逐步倾斜下沉纷纷坠落，上演了电影《泰坦尼克号》中的一幕。
哈尔斯泰特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说：“也就是一秒钟，喧嚣声、美好的时光全都戛然而止，一切归于死一样的沉寂。我猜想，也许当时每个人的大脑都如同高速运行的计算机，努力想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随之而来的是痛苦的呼救声及哭泣声，许多人都被严重摔伤，寸步难行。
曾经接受过部队训练的哈尔斯泰特此时显现出了他的军人本色，他开始利用学过的求生技能自救，大脑飞速运转，让以往所学的求生经验在脑海中浮现。“我开始对自己说，好了，现在有选择一、选择二，决定后开始执行。但是我并没有想，因为糟糕的是船马上就要沉了，我甚至都没有考虑任何其他的问题。” 机智冷静的哈尔斯泰特与地心引力抗争了许久后爬上了自动扶梯井道。
但是哈尔斯泰特在逃生时注意到了其他乘客的奇怪反应，他们并没有像他那样争取逃生，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看起来像是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傻傻地坐在那里，尽管他们是有意识的，但是并没有做出反应。人们在海难面前变得安静而又温顺，行动迟缓。
据另外一名幸存的英国游客保罗·巴尼回忆，当时有许多人就像雕像一样静静地站在甲板上，动也不动，他说：“我不停地在问自己，为什么他们就不尝试着离开那呢？”
凌晨1点50分，“M.V.爱沙尼亚”号的第一个求救信号发出半个小时后，这艘巨轮沉没了，但在此之前哈尔斯泰特已经跳下了轮船爬到了一个救生艇上，在坚持了5个小时后终于获救。而全船989人中，只有137人最终保住了性命，其余的游客全部葬身海底。
一些消防队员和警察培训官，甚至还有股票经纪人表示，他们都曾经遇见过类似的情况，就像许多误入陷阱的动物一样，人们在极度的压力下会丧失反应能力。就“爱沙尼亚”号海难和其它灾难而言，不采取任何行动或许是自然反应，但却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在重压下，我们的大脑在搜寻恰当的生存反应，有时选择做出了错误的反应，就像一只鹿在面对汽车前灯刺眼的强光时会吓得一动不动一样。
但是令人感到鼓舞的是，人的大脑是具有可塑性的，可以对它进行训练，做出更为恰当的反应。恐惧越少，陷于呆滞状态的可能性就会越少。一旦最可怕的灾难发生，平时的消防训练可以大大缓解人们的恐惧感。仅仅是知道楼梯在哪里，都会有助于你的大脑做出恰当的判断。同样，对空难事件的研究表明，那些认真阅读了空中安全知识卡的乘客生还的可能性会增大。这些我们认为完全是浪费时间的程序，却能在不测发生时帮助我们的大脑制定出逃生计划。
社会角色决定作为
即便是在最为混乱无序的时刻，我们的社会关系依然完好无损，但是这种凝聚力在灾难发生时起到的作用既有可能是积极的，也没准是消极的。
1977年5月28日，美国发生了其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起火灾，地点位于“贝弗利山超级俱乐部”(Beverly H ills Super Club)。这家位于辛辛那提以南约8公里的一座悬崖上的俱乐部布局宛如迷宫，里面饭馆、舞厅、喷泉和花园密布，一应俱全。故事的女主角达拉?麦科利斯特当时正在那里筹备即将于晚上在花园露台上举行的结婚仪式。正当来宾准备进去就餐时，一位女招待跑来告诉她，电器短路造成了新娘更衣间旁边的屋子里起火了，不过火势并不大。谁料想，就是这场火灾却在黎明前吞噬了整个俱乐部，近3000名在当地欢度周末的游客中有167人命丧黄泉。
这次灾难带给人们的教训是惨痛而且显而易见的：这家俱乐部没有安装喷淋装置及能够听得到的火灾报警系统，但是火灾也使官方对群体行为的看法变得复杂了。即便在危机发生时，人们依然遵循着文明社会的基本原则，等级观念仍然存在。
冲在救火前线的是厨师及餐厅服务员，侍者们前去提醒客人们赶紧离开，更多的男性职员前去帮助女性的员工，而那些从始至终都在“隔岸观火”的客人们对于灾难无动于衷，他们其中的一部分甚至在滚滚浓烟之中继续寻欢作乐，有的客人一边畅饮着鸡尾酒，一边对于不用结账就可扬长而去感到沾沾自喜。
相比之下，并没有接受过多少紧急逃生训练的俱乐部服务人员们表现得非常出色，尽管逃生门隐蔽而又稀少，但宴会主管还是冷静地带领人群成功逃生，新娘达拉·麦科利斯特也协助许多来宾脱离火海，她事后回忆说，是一种责任感促使她那样做的，那些客人是为了出席她的婚礼才到现场的。
当时的辛辛那提大学社会学教授诺里斯·约翰逊和威廉?范伯格设法翻阅了警察对数百名生还者的现场笔录。现已退休的范伯格说：“我们所看到的情况令我们哑口无言。”人们对各自身份地位的效忠程度令人感到震惊。约有60%的雇员以某种方式在努力提供帮助，如指导客人撤离到安全地带，或去救火。而只有17%的客人伸出救援之手。但是甚至在客人中，身份也决定了他们的行为。一直在俱乐部就餐的几位医生义不容辞地行使着自己的职责，对伤者实施心肺复苏术，并进行伤口包扎，就像战地军医一样，而几名护士也在做着同样的工作。在场的一位医院院长很自然地开始组织医生和护士投入救护工作。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当中的所有人，特别是那些管理者应当认识到，在最危难的时刻应该相信人们会竭尽全力。如果鼓励他们在力争生存的努力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会做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