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灾后心理治疗正在四川地震灾区进行。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张侃预计，汶川大地震中直接和间接受到心理伤害的民众及救灾人员将不少于50万人，有些会留下长期的心理问题。尽快并有效地对他们实施心理救援，是救灾中的一大当务之急。

　　记者专访了多位心理学专家以及“三农”问题专家，以下是他们提供的心理救援建议。

　　心理救助宜早不宜迟

　　“现在是对灾区进行心理干预的最好时候。过了这个时期，可能会出现很严重的后果。”台湾外展教育中心执行长廖炳煌对记者说。

　　廖炳煌经历过台湾“9·21”大地震，参与了当时的义工服务，具有丰富的心里辅导经验。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正在上海培训即将赴灾区的50名大陆心理咨询师。

　　1999年“9·21”地震发生时，廖炳煌就在离震中台中南投县不到50公里的家中，为刚刚去世的祖母送别。他闻讯后马上联系自己在暨南大学的校友，组织人马赶往重灾区。到达后，他被眼前的惨状所震撼：到处是残垣断壁和挖出的一具具尸体；一些失去家园和亲人的幸存者精神崩溃。

　　“当时老师能做的，就是把孩子集中到大树下。他根本没办法上课，不是孩子们在吵闹，而是因为他们太安静了——所有人目光都是呆滞。”廖炳煌马上组织了120个暨南大学的志愿者，教他们如何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跟他们进行互动、做游戏。

　　美国华盛顿大学一位研究印尼海啸灾民的心理学专家凯耶斯指出，这类大灾难对人们造成的心理损害十分巨大，许多人可能终生难以复原，潜藏在心中的恐惧和忧虑难以消解；如果他们能得到及早救助的话，心理状态可望得到一定改善；事发半年是一个关键期，及时的心理救援可防止群体性心理健康危机的爆发。

　　灾民可“抱团”进行心理自救

　　美国心理专家根据在“9·11”后所积累的经验认为，帮助灾民结成“互助组织”，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式，原因是大灾难受害者人数众多，短期内不太可能进行一对一式救助。在一个群体中，总有一部分人更坚强、更明智，他们战胜恐惧、开始新生活的心理历程也更有说服力。有必要让这部分人在互助组织中充分发挥作用。

　　唐山大地震后，灾民之间相互的抚慰和救助，是当时最重要的心理疏导形式。灾难社会学研究者、河北理工大学退休教授王子平告诉记者，那时还没有心理干预一说；灾民的心理救助除了中央政府发来的慰问信、传达的政策外，相互的“心理自救”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王子平本人也是唐山地震幸存者。他说，当时医护人员在救治伤员时，也会进行一些心理辅导，但没有专业的心理医生；邻居之间和暂时合住在一起的陌生人都会相互支持、相互抚慰。

　　廖炳煌在对“9·21”地震的受灾学生进行心理干预时，会和学生家长聊天。他发现家长们“本能地”做了件很正确的事：“我问他们，你们有什么可以帮到孩子？一些家长跟我说，我们开始串门。”

　　灾后家长们曾有一段时间不自觉地自我封闭起来，连邻居都不愿意接触，领赈灾食品时也不愿与人交流，拿了东西就走，大人小孩都一样。“互相串门证明他们已经开始有了互动，这是好事。”

　　在四川灾区，有些NGO的做法对灾民心理重建很有帮助。廖炳煌介绍说，慈济功德会把米、面带进灾区后，请灾民一齐动手煮饭。“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做法：你如果不自己动手，光等人家的东西，你可能会进行一些比较：为什么他有两包方便面，我只有一包？一旦开始动手做事，他们会想：我煮了一包面，这是我的劳动，就不会进行攀比。这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开始。”廖炳煌说。

　　儿童受的心理创伤通常最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儿童心理学家杰弗瑞·吉尔认为，建造临时学校一个有效办法；受灾的儿童容易感到恐惧，很希望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环境，而学校是能帮助他们唤醒家庭意识的重要场所，因此尽可能快地建造临时学校能帮助平复心理创伤。

　　针对农村灾民的求助特点

　　农村和山区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而以往的心理治疗大多针对城市人群。对此一些专家表示担忧。

　　“一个上海的心理医生，和一个四川的农民对话，两个人可能互相听不懂。”上海社科院张结海教授对记者说。他建议，一个上海的心理治疗师，可以搭配一个会讲四川方言的人一起开展工作；对农民进行心理救援时，“使用的语言和音像材料要有特殊针对性”。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三农”研究中心副主任马怀礼认为，“邻里关系是中国农村最重要的关系之一，所以面对灾难，乡亲之间的安慰起很大作用。”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鄢庆丰也觉得：“对于川西农村的人来说，公共生活在他们日常中的比例很大。”其表现就是茶馆里热闹的麻将和频繁的庙会。

　　地震前，鄢庆丰刚到绵竹大乘村作过调查。大乘村有10多家茶馆，农闲时节全是打麻将的村民。大乘村有7座庙，每个都要办若干次庙会，每次都有很多人参加。大家在一起喝茶摆谈打麻将，是村庄熟人社会最好的社会交往和心理按摩方式。

　　“在日常生活被残酷的灾难和死亡打断时，传统的仪式最能安抚生者。”在鄢庆丰调查过的大乘村，村民们已经为死者举行了葬礼。“对中国农民来说，隆重的传统仪式就是一种最好的安慰。他们的心理会得到暗示：死者就此进入另一个世界，生者则开始继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