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今天组织这个访谈，是为了过去两个星期以来，我们国家经历的这常非常大的灾难。不止是灾区的人，我们离得很远的人，包括我们不太懂事的孩子，在媒体传播的信息中，都深深地感受到那里的痛苦。
现在痛苦还没有过去，但是灾区已经开始重建了。重建的过程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需要重建城市和乡村，重建生活，还要重建大家的心灵。
这段时间，我们的心灵都受到了很大的震撼。现在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帮助灾区，怎么样帮助灾区的孩子。更长远地看，以后我们不可避免的要遇到那些曾经受灾的人，他们可能家庭破碎，身体伤残，心灵经历过很大的创伤。我们的孩子以后有可能是他们的同学，是他们的同事，我们要想一想，以后我们怎么面对他们，我们怎么帮助他们抚平他们的创伤，共建心灵家园。
今天我们请到了三位专家来共同探讨这些问题。第一位是卜卫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教授，她是著名的传媒与儿童教育的专家。还有一位是徐凡老师，网友都很熟悉，她是儿童心理教育专家，父母必读杂志社副主编。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杨小冬，她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儿童心理学博士，也是儿童心理学方面的专家，她刚从一线回来，是心理所派往灾区执行任务的第一批心理援助队的成员之一。杨小冬很辛苦，从灾区回来，很快又投入这边的工作。我还是想请你介绍一下灾区那边的情况。孩子们，包括他们的父母，最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你看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杨小冬：我们作为心理志愿者救援队到灾区时已经不是震灾的第一时间，第一时间到的是解放军武警战士。心理援助这一块，包括给当地人员带来很大的安静感、踏实感，或者是获得希望的东西，是我们第一时间到的解放军战士，还有医疗队员；还有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的一个说法，就是温家宝总理，是这次最大的心理咨询师，他一到，当地的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这是一种很强大的来自国家方面的，不管是财力还是物力、还是精神上的支持。
我们到的时候已经地震发生有三四天的样子。那时候基本上能从塌方的地方撤出来的一些同胞已经安置到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比如说在九州体育馆，这是绵阳比较大的体育馆，从北川或者是周围县市过来的同学，就被安置在那里。在体育馆里面，给孩子提供的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其他山区的一些灾民在体育馆周围，或者是体育馆附近，都有一些相应的安置。这个时候，他们心理上得到的最大安慰，就是他们首先能够安顿下来，能够有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能够坐下来，或者晚上能够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我们今天最大的主题是讲心理的援助。但是经历了这种重大的天灾之后，特别是地震这样的天灾之后，你要给人带来最大的心理的安全感的话，首先是基本的物资和生活保障。
制度上保障有急救的队员能够到达现场，给当地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这是首先要做到的。这比其他后面的心理学的技术更加重要。这一个阶段，相对而言，这一次我们国家总体来说做得还是不错的。从我们在九州体育馆看到的情况，还有我们在安县的灾民安置点看到的情况等等来看，总体上来说，大家的情绪都比较平稳，而且比较幸运，他们能够得到及时的帮助。另一方面，整体感觉比较有序，到了安置点以后，没有太多的慌乱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在绵阳的南河体育场，我们去南河体育场的时候，一进去，给我感动最大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体育场，我们受灾的同胞去了以后，还是要搭建一些临时的住所，能够安顿下来，就要搬一些东西。我进了体育场以后看到，男女老少连成了一队，相互在传递类似砖头的做基本建筑的东西。我看到，甚至七十多岁的大爷、大娘也在队伍里面，也在去做。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的四川同胞虽然受灾了，但他们特别勤劳，他们特别积极地参与灾后自己家园的振兴工作。同时，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很有序地参加这些工作，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心理相对感觉安全和踏实。那样一个队伍出现在体育场里面，给人的感觉就是首先我们已经开始在动手做一些重建的工作。另外，这样一个工作井然有序的状况，首先给大家一种生存的环境和氛围，很安定，带有一种希望，同时，又体现了受灾以后，还有能力要表现出自己价值。这方面，是特别需要肯定的。并不是我们强调救灾，就一定是我们受灾的同胞那里非常悲惨地等待大家的援助。这一点恐怕不是真正大家希望的。
主持人：她说的让我感觉到，心理援助并不是一个很狭义的，我们对灾区任何一种帮助，都可以称作心理援助。
杨小冬：人都是身心统一体，我们看到国外有海啸、龙卷风等等，这样的最大灾害之后，第一时间的救援是通过提供物质和基本生活保障，首先获得的是生命。父母得到这种安全感，会把这种安全感潜移默化地传递给自己怀抱中的孩子。孩子是从父母那里获得安全感。成人很容易判断自己的环境是不是安全的。如果成人觉得自己的环境是安全的，他就会获得安全感，他获得了安全感，就会把这种安全感传达给自己的孩子。
主持人：作为专业的心理救援人员，在那里你们的主要工作是什么，给他们的最大帮助是什么？
杨小冬：我们去的那个时候，刚刚开始一些安置点的工作。就是基本的日常生活保障，比如说每天配送一些饮水、食物，或者是他们生活必需品。这一点基本成形。还缺乏进行心理援助的地方和人员。这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去的那个时候，是灾后一个星期内，那个时候进行真正很专业的心理帮助的基本的条件，比如说我们要进行一些心理咨询的工作，要有一个相对比较独立、安全的心理咨询点，或者说心理安抚的地方，一个账篷也好。但是账篷很奇缺，所以专业的条件并不具备。
但是心理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到达能起的作用有几个方面：第一方面，给予一些支持和陪伴。比如说指战员战士，或者说医疗队员能够给予直接的最强大的支持，但是他们可能很忙。一些受到重伤的人，或者一些孩子失去了亲人、父母，或者是父母失去了孩子，抢险人员不可能每天陪着他们，在他们最伤心、最孤单的时候，作为心理援助的人，这个时候的陪伴价值特别大。也许那个时候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说什么。就是他在那里流泪的时候，能够有一个人在旁边陪着他，至少不会让他觉得很孤独。灾后有时候很强烈的（余震）灾害来到，他又处于丧失亲人的伤痛中，他的生活的安排，可能不像灾前那么有条理。比如说都忘了什么时候领食物，根本不会照顾自己的生活。心理志愿者第一时间到达的话，至少可以协助他们第一阶段把生活安静和平稳下来，另外，情绪在表达的时候能够得到一些支撑。这些方面还是应该做的。
开始进行安置工作之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一些更专业的东西进入。因为灾后的一些精神创伤的反应出来了。这个时候不仅仅是一般的陪伴和物质上的保障就能够帮助他们获得心灵上的康复，或者重新回归到原来比较平和的心态。要有一些专业的心理治疗人员，或者专业的心理援助人员，用一些专业的心理援助技术和方法进行一些干预。这个工作现在也要有相应的原则和保障。我们国家以前缺乏很专业的灾后或者说重大创伤事件之后的专业援助。也缺乏科学的指导原则。包括这次去了很多的志愿者，他们很有爱心，他们觉得一颗爱心能够感化一切。他们想做一些心理援助的事。这里面不可避免的有一些做法，从日常的角度来说，好像该这么做，但是从我们大量的专业经验的总结和国外灾后援助的经验总结来看，也许日常的一些做法，这个时候放在那里就不是特别合适。
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中国人是一个推崇坚强的民族。东方人的性格都比较隐忍，一个人丧失亲人了我们会安慰他说你不要过分的悲哀，要坚强起来，这是大家一般都会说的。但是在灾后你说坚强起来，不要过分悲哀，这个时候他整个的家园已经遭到彻底的破坏，他的家人已经失去了。他首先要大哭一场，他需要把大灾给他造成的恐惧，失去亲人给他造成的伤痛，很直接地表达出来，而且能够获得一种支持。这个时候我们说你一定要坚强起来，给他的压力很大。可能前期我们强调的还是要在比较安全的条件下，要有适当的情绪的宣泄。东方人在情绪宣泄方面不是特别擅长。但是我们做了很多的研究发觉，这种最大的自然灾害之后，人不分种族、不分民族、不分文化特点，灾后的第一反应都是人的本能性的反应，都是人这个生物体的反应。他会觉得特别无助、恐惧、孤独。他也会有一些躯体化的反应。这个时候需要在一个相对安全的条件下，让他这些反应得到充分的释放。这样的话，才会有助于他进入下一个阶段。逐渐进入到心理上平衡的状态。不要一来就说你要坚强，你不要哭。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说，有专业经验的和日常生活中我们处理日常情况下的一些悲伤事件的顺序上的差别和程序上的差别。其实很细微，但是处于重大灾害后受到冲击，家庭受到重大变动中的人来说，你一句话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主持人：这个提醒是特别重要的。岂止是灾区的，就是我们自己身边的很多人，他没有在灾区，但他通过很多的传媒看到这个状况，看到了很多房屋倒塌，很多孩子被埋在下面，他们生活很困难的状况，大家都是非常难受的。其实，可能这种伤痛不仅是灾区人民，大家都会有。我有一个很熟的人，她跟我交流，说她在网上经常看视频、照片，看到很多写给妈妈和孩子的诗，她整天哭，哭得都虚脱。这是很强烈的心理反应。有的孩子看到妈妈在哭，她也非常害怕，这个孩子三四岁，她虽然不理解，但是看到妈妈哭她也不吱声，不闹了，特别乖。这对孩子也有很大的影响。
徐凡：对每一个孩子都有很大的影响。对在震中的孩子的影响就不必说了。在外圈的孩子，他在很小的状态下，首先可能是不知道害怕那个情景。但是他害怕妈妈的情绪，他对妈妈的情绪特别敏感。别的情绪他不理解，他不能感受，但是妈妈的情绪他是有最直接的感受的。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帮助妈妈恢复，让妈妈知道她的情绪在影响自己的孩子，不是说这个情绪没有，她要给孩子一个交代，她要告诉孩子，妈妈现在看到一个什么情形，所以悲伤。但是你要明白妈妈不是对你有什么情绪。有的孩子看到妈妈悲伤，他会觉得是自己做错了事引起了妈妈的悲伤，他会直接怪罪自己。这个时候妈妈要跟孩子做一种解释，是什么引起了我的悲伤。你跟孩子交流，他就会理解一些东西。其实，妈妈也需要调节自己。不能完全让这种信息把自己的全部身心占住。
主持人：想请卜卫老师给我们一些建议。因为完全杜绝孩子接触传媒的影响，也不太可取。
卜卫：因为我自己是做媒介传播的，我对媒介报道对儿童的影响也非常重视。这次因为大众媒介的及时公开的报道，让很多人知道了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在这方面，媒介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什么那么多的物资、捐款能够及时地送到灾区，这跟媒介的作用是分不开的。而且我也觉得，在这次报道当中，你也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记者都抱着非常良好的意愿，希望能把灾区的实情传达出来。但是同时，我也特别敏感，在很多报道灾害影响儿童的事件的时候，其实，他对儿童有一些伤害，但是大家不太注意。其实，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对很多困境儿童，比如说对艾滋病儿童大家都有类似的报道情况，但是受众不像这次反应这么激烈。我看到很多网民对这件事的议论，比如说记者在报道的时候，抢救伤员时，记者一定要采访伤员；或者让儿童一遍一遍地重复创伤的经历。这对儿童心理是非常负面的影响。有的媒体报道，说是接到北京的三个北川的孩子，其中一个16岁的孩子，媒体是这样写的，他是最小的，但是面对媒体的闪光灯和摄像机，他一遍一遍地诉说当时的情况。包括向部队敬礼的孩子，大家非常喜欢他，但是现在他说我不想要你，现在孩子已经产生了心理反应了。
记者去安置点的时候问那些孩子，你的同学有遇难的吗？他说有，记者又说有没有你亲近的？我当时特别害怕，这个记者在揭他心里最痛的地方。我的研究生从网上下载了很多的视频都是有问题的，你可以看到，这些主要的问题，就是记者不太顾忌他们当时非常危难的情况，这样很容易给孩子造成二次伤害，这也是对儿童形象的利用。昨天教育部有一个通知，杜绝不同的媒体反复采访灾区学生。这可能是一个保护儿童权益的做法。但是，不是说反复采访就不行。我觉得一次采访可能也不行，也要考虑。在新闻报道方面有很多的原则。这就涉及到我们在采访灾区儿童，或者叫做处于危机中的儿童，或者是困境儿童的准则。记者都是抱着良好的愿望，但是我知道，因为我自己是做新闻传播研究的，在高校的新闻传播学习中没有这样的培训。比如说什么是儿童权利，什么是妇女权利，我们怎么在报道中保护儿童和弱势群体的权利。我有一篇文章放在网上。儿童在灾害或者是紧急的关头，他们应该有哪些权利？比如说他们的健康权、生命权，发展的权利包括受教育的权利，还有受保护的权利和参与的权利。特别是受保护的权利，他的隐私应该受到保护，在救助过程中，所有的救助是要在保护儿童尊严的情况下进行。而不应该对他有二次伤害。这些知识应该向全社会普及，不止是记者。虽然说媒体有更重要的责任。所以我有一篇文章说保护弱势群体权利，记者有责。
在这里，我特别想强调儿童的权利。其实，孩子遭受灾害，应该看到的是儿童很多的权利受到了损害。政府和所有的机构和组织，就有责任帮助儿童免受这些损害，确保儿童权益的实现。对儿童权利，很多媒体不是特别熟悉。90年中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92年开始施行。生存、发展、受保护是儿童最基本的权利。跟灾害有关的主要是在儿童的受保护权里面。这里面我特别想强调三点：
第一点，因为中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所以，所有的机构组织包括媒体，都有保护儿童权利不受侵犯的义务。现在有很多赈灾义演他会请灾区的孩子到现场。这有一点残忍，主持人会问他当时的感受，或者请他描述当时的情景，有时候还有连线，你会看到孩子在台上会放声大哭。做这个节目的人可能觉得这有很好的效果，或者报道的人会觉得有新闻价值。但是，我们签署这个公约的原则就是坚持儿童利益最大的原则，当新闻价值和效果跟儿童权利、跟儿童免受伤害的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应该为了保护儿童利益免受伤害而放弃社会价值。你还可以使用其他的手段来制造更好的效果，而不应该利用儿童的眼泪和脆弱。比如说杨小冬刚才描述的情景，我觉得特别有效果。在安置点大家传砖，连六七十岁的老人都加入这个行业。这不会对儿童和别人造成心灵的伤害。
在报道的时候，要考虑到儿童个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和他的利益和人格尊严。这是第一点要强调的。
第二点，要认识到在媒体报道方面，儿童享有的权利。根据儿童权利公约，他有人格尊严要受到尊重的权利，他有知情权，包括拒绝采访的权力。你不能不征求意见，灾害刚刚发生，所有的镜头和摄像头都对准了他，一定要他说出记者想要说出的话，这是对儿童的不尊重，也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儿童和成人一样，他有拒绝采访的权利。而记者也没有权利说，我为了什么效果，决定牺牲谁的权利。这也是不应该的。另外，儿童也有隐私保护的权利，他可以不说自己家里的事情。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受灾的群众，或者是其他的弱势群体，比如说家庭贫困的儿童，他不愿意说自己家里有多贫困，说我家里有一个精神失常的母亲，这是他的隐私。这个时候媒体不应该去挖他的隐私，因为这都会对儿童造成伤害。儿童也有按照自己意愿表达的权利，而不一定要说出记者想达到效果，或者为了煽情，为了一些目的说出记者想让他们说出的话。所以，媒体们应该注意，在报道的时候保护儿童的权利。这是媒体的责任，这是应该有的责任。
第三点，在灾害发生以后，媒体的报道可以从很多角度进行报道。我特别希望从儿童权利的角度多做报道。比如说会影响哪些儿童的权利。怎么样赈灾，怎么样能够在赈灾的过程当中保护儿童的权利，而且让儿童感到自己更有力量，更有希望。而不是说，像很多报道中做的那样，自然而然地把儿童塑造成非常弱势、非常可怜的形象。其实，刚才她谈到递砖的情形让我想到，我们希望媒体也可以报道，这些受灾的人的能动性，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为了重建自己的家园，为了拯救自己的伙伴，他们所作出的努力，这种努力不光是成年人在做，儿童也在做。给了儿童一定的支援和帮助以后，他们怎么样重新建立生活的信心。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献爱心的活动中，特别是在媒体上居高临下的捐助，我们把儿童看作一个被施舍者。我们应该给儿童这种力量，而不是把他看作是被施舍者。居高临下的关爱也是一种施舍，也会伤害儿童。
我们怎么能够保护儿童的权利？媒体的报道如果做得不好，会使很多儿童受到二次伤害。其实，很多记者都会问，如果你老谈保护儿童权利，我还怎么采访儿童，怎么报道儿童？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我特别想介绍，其实，国内的很多记者已经组织起来做了很多关于困境儿童报道的伦理指南。就是应该在尊重儿童尊严的基础上进行符合伦理的报道。已经做了一些报道指南，比如说怎么样报道女童的问题，怎么样报道受暴儿童的问题。这些问题，我已经放在网上。广西、宁夏、广东、青海、陕西包括北京，很多的记者已经组织起来做了一些指南。大家可以看。这个指南就是希望能够在尊重儿童人格尊严的基础上，报道儿童问题。
主持人：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如果媒体做得比较好的话，对大家、对公众、对每一个孩子都会有很大助益。从我们现在来说，灾难过了两个多星期以后，我们可能会想一些以后的事情。以我们自己来看，怎么样让我们的孩子学到东西，成长起来？没准他以后也会遇到类似的灾难和情形，他们要怎么样面对这些事情？包括他的心理承受能力怎样得到增强。
杨小冬去了安县，那里有一个中学，整个学校没有一个师生伤亡。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校长特别重视防灾的安全教育。他们的孩子在灾后一分多钟的时间全体撤到操场上。这是很值得我们想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在以后，在孩子的教育里面，把这些东西放进去，让孩子生存的能力得到提高。
徐凡：我们在面对灾难的时候，看到一些东西被毁掉了，它是怎么被毁的，还有一些东西被保护下来了，它是怎么被保护的。我们要吸取一些经验，把它作为向更大面积的群众传播的事情。比如说生存的教育，在学校里面，我们看到安县的老师，平时就做了很多的训练。孩子都形成习惯性的反应，知道自己在第一时间里该怎么走，该怎么反应，知道哪几队从前门出去，哪几队从后门出去。这个生活秩序一旦建立起来以后，在紧急的时候是不会乱的。我们要给孩子从小在正常情况下传播一些知识，而不是要用危情来传播信息，要在安全的时候形成一种行为习惯，他以后应对灾难的能力就会大大提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主持人：我的孩子也在小学。他们也会有一些防灾的训练。但是，是不是我们可以把工作做得细一些？以一般的教育，比如说单纯的讲一堂课，看一些博物馆，这些事情大家平时都做过，北京市还发过北京市民防灾自救手册，06年已经做了，效果如何还是要值得探讨。
徐凡：在危难的时候大家会想起一些事。安县给我们的启示是他们把这个做到日常了，每个学期都会有这样的训练，成为行为中的一种习惯性的东西。这样，他才能在紧急时刻反出来。仅仅是知识层面的东西，他不一定能在第一时间反应出来。他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东西，到那个时候老师说你蹲下，他就蹲下，说你可以走了，他就可以很自然地走。
杨小冬：这一次我去一线以后，特别是通过我跟当地的人一些交流，我看到的一些情况，我觉得这么大一个灾难给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在讲教育和今后规划的时候，首先要在基础上做好工作。刚才那个中学那些孩子们的情况，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房子没有毁坏性的倒塌。我问了很多的成人，他们说地震来了以后人根本站不住。地震最强的时候，人要不是爬在地下，要不是抱着柱子，甚至是特种部队受过训练的，也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及时撤出来。至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房子不会马上的坍塌下来，稍微平静以后，人马上就可以跑出来。前提条件是最根本的物质基础不能倒了。我就不指名说是哪个学校，他们学校也是有房子没有倒，是一个集团援建的一个学校。当时他们老师跟我讲一些内部的情况，当年集团援建这所学校的时候，要建这个教学楼了，把施工队的包工头叫过来，问他们，你这个包工队想赚多少钱，包工队说我想赚多少钱，一张支票开过去，这张支票就是你包这个工程应得的东西。我捐的所有的钱全部用在保障教学楼质量上。挖地基的时候，他们学校有一批人检测，他们公司有一批人也经常看。基地挖到什么程度，挖一层不合适，再挖一层，再挖一层。所以5.12地震来的时候，他们教学楼有很强烈的摇晃。如果教学楼摇晃下来的话，损失也是非常惨重的。但是教学楼没有倒。而周围的民居都倒了。这件事情给我一种很强烈的触动。生活是很现实的。但是我们在平衡生活的利益和现实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用很多的智慧和力量去保存一些最后展现出来的是有爱心、有价值的人类的美好的东西。这跟我们的利益是不冲突的。而且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其实，可以做得更加有智慧，也更加有力量一些。我们一定可以做到很多东西的平衡。
这次大灾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生活一定要回到平衡的状态。
主持人：并不是我们看到媒体上的报道后，我们很感动、我们要去献血，我们要领养孤儿，这才是爱心。这种热情当然很好，但是并不是灾区只需要我们这一段时间的热情。在媒体上没有这么多东西刺激我们的神经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保持这种爱心，这很重要。我们的孩子，他们这次的爱心和热情也是被调动起来了。我们想怎么样让孩子这种爱心和善心能够延续下去，包括我们自己的爱心延续下去？这是我们现在要想的问题。
杨小冬：我接着卜卫老师说的传媒的事，我也想继续说一点。我们只有把此时此刻的事情做好了，才能做到对将来的事情有一个更好的铺垫。刚才说到媒体的传播，我们要保护孩子，我们心理学会很早就给媒体发过一些建议。因为也需要报道，需要全社会、世界各地的人来关注受灾的人，因为你没有报的话，别人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这次得到了全国乃至全世界那么广泛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媒体，特别是在信息时代，网络、广播的力量功不可没。但是在报道的同时要采取一些保护的措施。如果你一定要采访孩子，至少在这一段时间，包括我们现在在做节目的这一段时间。很巧的一个问题，5.12刚刚地震，后面马上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媒体可能会出于他们行业的季节性、阶段性特点，要去采访孩子。而且全国人民也希望在六一前后看到灾区孩子们的一些情况，这都需要做。但是你要去采访孩子，我们一个基本的建议就是，最好还是不要让孩子过于直接地暴露于视频之下。比如说电视往往可能不如报纸和广播。报纸和广播可以通过文字的采访，缓和一点，不是特别直接的方式。电话的方式也可以。在采访的过程中，孩子的自控感要好一些。这个阶段你在采访孩子的时候，不要直接问他灾害的经历，不要直接追问他家人丧失的情况。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方面，我们一个建议就是，即便你采访到了很阳光的一个孩子，他家里很幸运，父母都是健全的，他的朋友也跟他在一块。他自己也很高兴能够幸存下来了。但是，有时候我们在想，孩子还有一个长期的成长的过程。我们原来给媒体以及相关部门的建议就是，不要让孤残儿童直接暴露于镜头之下。但是前两天，我的一个同事在跟我交流的时候，他举的一个例子让我心里觉得，甚至建议不要让未成年孩子暴露于镜头之下。有一个电视采访了一个小女孩，平时是一个好孩子，老师传授一些应急措施的时候她学得很认真。地震来临的时候，她也很聪明，知道抱着头，蹲在墙角，她的这个做法救了她的命，小孩子后来很高兴，也很得意，她说地震来了以后我怎么样。但是小孩子伤心的时候会哭得特别难看，开心的时候也很得意，她是一个小孩子，根本不会顾忌别人是怎么评价她。后来有一些观众看了以后反应说，你的同学已经丧生了，你为什么那么得意？这对一个孩子太强求了。很苛刻，但是你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些观众的反应。我们记者在报道她的时候，可能也跟她一样开心，她用自己的知识把自己保存下来，觉得很开心。结果节目播出了以后，受众面很复杂，理解力是不一样的。特别是网络时代，谁都有便利的条件上网，或者说在相关的公开场合发表个人的观点和建议。有一些人对这个孩子的反应，甚至是一种指责性的。这个孩子现在很小，等她长大一点以后，她开始懂一些人情世故的时候，她突然发现她很小的时候做过这一期节目，回头再看的时候，她会再次受到伤害，她会自责、内疚。这个时候我们在讲今后孩子长期的成长，可能就是真的从现在就要开始做。
为什么我们说未成年的孩子不能轻易地让他暴露在镜头之下？未成年孩子在镜头前有最真实、朴素的反应。我们用大众传媒的方式播报出来以后，产生的反馈是我们无法控制的。这种无法控制的反馈，就会给有一些孩子现在，或者说以后很多年造成不可估计的伤害。所以我们有一个建议，除非他自己很愿意说想上电视，未成年的孩子，出于成年人更长远的考虑，和对他更长远的更有经验的预防性的考虑，对未成年的孩子接受公众的报道应该有一些保护机制。
卜卫：记者在采访的时候，要考虑他的采访对孩子以后有没有造成影响。包括我们这次谈到灾害中的儿童，包括我们采访受到艾滋病影响的孩子。我们采访完了以后就走了，但是这个孩子的生活还要继续。日后有可能他被暴露、谴责、孤立，或者是被社区排斥，这都是对儿童非常不好的结果。记者作为一个成年人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在这个基础上应该考虑怎么样接触这个孩子，怎么样保护这个孩子。我谈到了有六七个针对困境儿童的报道指南，我都会放在网上。
1998年国际记者联盟也有一个报道指南。这些都非常细致地谈到了记者在报道中怎么保护儿童。这些东西综合起来，一般性的原则就是要尊重儿童的人格尊严，要保护儿童的隐私，要保护儿童发表意见的权利，他自己真实的意见，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谈自己的看法。要跟儿童平等相处，不要居高临下地把他作为一个可怜儿来报道，这对儿童也是不尊重的。采访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做到之前征求同意。他的监护人，包括在国外有一些学校，因为孩子是未成年人，学校不会让记者接触这些孩子。而且一定要让儿童了解报道会对他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以后，他同意，才可以报道。有很严格的程序。
另外，不要暴露令儿童感到羞辱和悲痛的事情。不要为了所谓的社会效果用儿童的痛苦经历和创伤事件，再次刺激儿童。也不要用诱导的方式获得记者需要的内容。减少大量的拍摄。
国外包括国内，在报道受伤害儿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替代的做法。我们不去采访孩子，但是我们会去采访孩子的朋友、老师、警察、医生、护士等等，不会老去采访孩子。有一个指南做得特别好。陕西的媒体指南说，不要直接采访受重伤正在治疗的孩子，因为对孩子也是一种干扰。而且如果非要采访孩子，要在孩子非常放松的状态下来采访。很多记者觉得我没有时间，我要抢新闻，冲进去要采访。如果你真的没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放弃采访。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伤害孩子。这些问题都应该得到比较好的处理。包括展示照片。我看到一个女孩，看到记者的镜头对准她，她就说把我拍得美丽一些，这是所有人的心愿。如果我们真正地尊重被采访者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在很多报道指南中都写了，不展示儿童或者妇女处于被贬抑状态下的照片，或者是裸体的照片。如果是你，你愿意不愿意这种狼狈和悲惨被大家都知道？你肯定不愿意。所以，不要展示这种照片。因为对人本身的形象特别不尊重。所以在很多的报道指南中都有一句话，尊重儿童形象。不因为他是儿童，我们就可以随便展示他所有的情况，我们也应该像尊重成年人一样尊重儿童形象。在报道的时候也应该特别注意，不要把他仅仅塑造为被施舍者的形象，而忽略了报道儿童的能动性。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具体的建议。希望记者在报道的时候能够考虑。考虑儿童的利益，而且从儿童的视角来考虑儿童的利益。
主持人：这一个事情不仅是媒体要做。我们整个社会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媒体因为它的影响力比较大，它是首先需要注意的。但是我们周围所有普通的人都需要上这个课。前不久，很多人会往灾区送一些爱心卡，这个卡上写什么东西，你怎么表达你的爱心，都很重要。
徐凡：咱们今天的主题还是心理援助。咱们最终的目标是为了让孩子的心灵得到成长，但是这次媒体起的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把灾情报道出来，让大家在第一时间里了解这种东西。对于外圈的孩子也有很多积极的作用。就是他们特别想表达自己的爱。有很多的孩子来问，我们除了捐钱还能做什么？他不知道该做什么。包括有的小学的孩子就说，老师我还能干点什么？我们有比较好的合作伙伴，在第一时间里给我们的编辑打电话说，我们的孩子都在问，我们能给他们说点什么吗？我们的编辑把五要十不要告诉给老师，念给老师听，那个老师就使劲记，她说，这下我找到该说什么了。我们在跟灾区的孩子交流的时候，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交流的方式？什么话是我们应该表达的，什么话是不应该表达的？我们的爱心要有一个好的表达方式。结果这样的培训以后，孩子们的表达特别有创意，写了很可爱的爱心卡，比如说讲一些蜘蛛结网的故事等等。
杨小冬：自从我们发起写爱心卡的活动以后，马上全国蜂拥而起，昨天，我一箱一箱打开爱心卡，偶然把几张爱心卡翻开，我觉得有很多写得很好，确实让我觉得特别感动。但是有一些爱心卡，可能也许是孩子写的，也许是成年人最朴素的情怀写的。但是我看完了以后会觉得，可能灾区的同胞或者孩子看到会不舒服。比如说我打开一张爱心卡，上面说，没事，我们会让你吃饱喝饱的。这个话说得很实在，但是从心里感受上来说，感觉特别不好。好像他们是完全处于弱势，甚至是接受施舍的感觉。我觉得现在全国人民都有很高涨的爱心，有很多实际的物资上的援助想去给予，但是这个时候也不可避免有一些人，特别是城市里面的家长或者说小朋友，会有一种无意之间流露出来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他自己没有觉得，但是别人一看，就会觉得还是很敏感。前两天我们在跟灾区的孩子做一些活动的时候，当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这个阶段还是处于家园被损毁，亲人丧失的非常难受的阶段，还没有恢复到平静的状态。年纪稍微长一点孩子，比如说12、13岁以上的孩子，他们已经很懂事了，他们知道需要表达对亲人最基本的尊重。比如说我们举办一些活动，有的孩子就会特别懂事地说，阿姨，不要办得太快乐了。因为他需要有一段时间哀悼他的亲人，他觉得这一段时间，一方面他自己没有特别多的东西让他快乐起来，他的情绪还沉浸在丧失家人的悲痛中；另一方面，出于一个活人对亡故者的尊重和缅怀，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你作为救援人员也好，心理援助者也好，还是你作为希望救助的家庭和孩子也好，你是希望他尽快快乐起来，但是他需要一个至少他能够对自己的亲人表达自己的缅怀和尊敬的时间。所以，你说没事，我们一起去怎么样，或者有一些家庭提出来，现在去灾区把孩子接出来去哪儿旅游一趟，或者是开一个PARTY，小一点的孩子也许还行，还不太能够理解这些；我们感觉，实际接触了以后，上初中以上的孩子，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还不能接受这样。所以，对孩子们的工作，要分阶段。要让他体验到关爱、关心，他本身的生活和情绪不受到干扰和打断的活动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当时我们裁了不同颜色的纸，给孩子们，让他们把自己的姓名和年龄写在纸上。我们当时送出了各种各样的纸，最受欢迎的是深蓝色和淡蓝色的纸。彩色的颜色基本上被选择的很少。这反应了他们的情绪。他们一方面不想选过于深暗的纸，他们想表达出自己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有力量。他们也不想选颜色最艳丽的纸。这是一般中国人的家庭的做法，如果家里丧失亲人了，家里的气氛不会特别欢快。
六一儿童节来了，这是对媒体人一个最大的考验。一般人过节日的时候，可以欢快。我们不能因为灾区的孩子受到了这样的打击，就要让非灾区的孩子跟着一块不欢快。该欢快的孩子也要让他们欢快。但是如果媒体要找灾区的孩子做节目的话，一定要很智慧。你做得太欢快了，不符合他们现在的心境，也不符合他们对亲人缅怀的需要。但是你做得太悲伤了，本身也在伤害他，把他当做一个纯粹的暴露他的伤害给公众去欣赏或者去消遣的做法，这两者都要避免。怎么样在这中间达到一种好的平衡。这一次六一的节目对中国的媒体人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主持人：现在所有的人都想帮助灾区的孩子们，但是我们怎么帮助他们？我觉得这方面的引导和教育，还是要考虑在前面。以后我们肯定会遇到这种情况，在这方面，徐教授给指导一下。
徐凡：我觉得其实心理学会给推出的十个不要，五个要，虽然说是给心理援助者的东西，其实，这些点可能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在和别人交流的时候都是一些基本的东西。不光是援助者的行为。什么东西应该说，什么东西不能说，我觉得不能欺骗，不要让他回忆痛苦的事情，给人家造成伤害。我们首先要让他有一个正常的情绪表达，他想不想哭，我们都不过多干预，这都是我们必须遵守的。我们和灾区的人交流，和任何受到创伤的人交流的时候，我们要承认他受到创伤，但是我们也要把他当做正常的人对待。
作为媒体的责任，我们非常想做的事情，是怎么给孩子传递一些很积极的信息，这种信息能够给他起到真正的抚慰作用，不是老让他去看很灾难性的场面和灾难性的事件。而要给他带来一些信息，帮助他从应激的生活中逐渐回归正常，给他一个很好的心路历程。我们在联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这样一个活动，我们选择一些很好的故事，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去。我们号召母亲给灾区外的孩子讲这些故事，因为很多孩子也会在受到伤害的时候，问这样的问题，人为什么会生，为什么会死。我们如果给他找一个很好的故事，会帮助孩子来理解生命，来积极地走过这个心路历程，开启他自我新生活的过程。从帮助孩子的角度来讲，也是一种媒体的责任。
主持人：我觉得这个挺好。我们的爱心需要引导，而引导的最好的一个力量就是媒介。媒介在这里面，除了报道以外，我们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刚才说的事情就很好，我们通过传媒的力量和渠道，把能够抚慰心灵的文字和声音传递给他们。孩子们受到了这样的抚慰以后，他们自己的心灵得到慢慢的愈合和成长。这真的是特别好的事情。
杨小冬：这些做法都是已经很个体化、很个性化了。刚好借网络这个平台，我特别想传达这样一个观点。灾后，特别是大灾之后的救援肯定是一个国家层面的救援。只有救援跟上，灾区的受灾同胞，心里才会踏实和安全。这次我看到很多的深度报道和采访，也在进一步地提一些特别好的建设性的意见。比如说这样的地震完了，我们国家的这个应急机制是怎么样的？救援机制的建立是怎么样的？另一方面，灾后的救灾的安置有一个什么样的协调组织工作必须要到位。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儿童和青少年，我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当时去安县的安置点，在账篷里面跟八个孩子坐在一块聊天的时候，当时已经是灾后的第六天，帐篷里有几个高三的孩子，他们一方面本身还处于对家园的丧失和亲人失去的伤痛中，另一方面，他们还要很现实地面对将来的生活。这个时候，他们特别想知道，他们今后的就业和就学的基本的规定是怎么样的。他们要知道，马上他们要高考了，全国六月份的高考，他们是不是也要参加；谈到高考以后，在分数线和录取方面，有没有专门的一些考虑？这些问题很现实。不是说去那里做心理援助，就是告诉他深呼吸、放松，这还不如我跟他说，国家教育部已经通过了什么样的制度，对灾区在这个方面已经作出了这样的明文规定，考虑到了哪几种情况。你这样一说，不需要过多的情感上的安抚，他看到以后就会很踏实，那种焦虑马上就会得到一些释放。但是很可惜，我去的那一天，还没有听到教育部的通知。当时，我安慰他们，我说肯定有相关的制度会出来。这种国家层面的制度上的保障，他的受众面很广，它太实在了，特别实在，而且会相对比较稳定。因为大灾之后，人都希望回到相对比较稳定的层面。这种国家制度层面上的保证，能够建立一个稳定的状态。这是我们非常个性化的心理咨询做不到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另外一方面，孩子们其实也懂事，也学过地理知识。他们对家园重建是有信心的，他说我们肯定要重建我们的家园。但是在哪里重建？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地震带上，以后我们的家园重建，还是在这个地震带上吗？小一点的孩子说，我们以后的学校会建成什么样？他们虽然不直说，但是孩子对教学楼的垮塌是印象特别深刻的。这就在催生我们国家相应这方面的基本的考虑。我们去的时候，地震局、地质所的一些专家也在飞赴灾区考察。科学上说，你在选择灾后重建的地址的时候，肯定要以科学的依据来做这个事情。包括以后是不是要制订统一的教学楼和医院等等重要的公共场所的建筑标准和规范。比如说，以后孩子要复学了，不在帐篷里上课了，他们要去新教室。现在孩子进到一些建筑里还是很恐惧的，他在进入到被埋的废墟的空间环境中。前一段时间我们的孩子，地震的时候他正在大礼堂里面准备接受颁奖。地震了，礼堂整个屋顶砸下来。很幸运的是，他在一个角落里面躲过了这一劫。后来他又到了一个礼堂以后，他出现了很明显的创伤的表现。他们以后再进入建筑物，有没有一个安全感？他进入之前我们要跟他们有一个保证，这个建筑的设计、施工是怎么样的。在这些方面要给他一些很踏实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我来安抚你的情绪，你不要紧张。这只是旁枝末节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灾后重建，需要稳定性的、持久性的，甚至在制度和组织上的一种强化。
上周的南方周末说， 地震震出一个新中国，我们也希望看到这个局面。希望地震对国家的建设和其他方面有一些积极的基本的影响。上网的网友有一些是很专业的人员，有一些是有丰富的专业背景，有一些人有丰富的国外游历的经验。我觉得这个时候不要过多地批评我们历史上的问题，批评历史上的问题也许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并不是最重要的。网友能不能发挥你专业的特长，发挥你工作上的一些经验，毫无保留地把这些经验贡献出来。告诉我们在相应的基本制度的建立和相应的规范要求上，我们需要怎么做，要考虑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在哪些方面制订国家层面的机构和体系。这是需要全国人民来共同贡献自己智慧的事情。
主持人：我觉得灾后重建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政府层面和公民层面，包括专业人士的层面和媒体层面，都有应该做的事情。作为母婴专业媒体，我们更关注的是，孩子们以后如果面临这样一个灾难的情况，他们自己的生存能力怎样，他们心理的抗挫能力怎样，包括他们怎么样能够很好地跟有这样经历的人相处。这是很深层、理性的。它会对整个社会的氛围都有很大的影响。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我们也有这样的责任，大家的责任是不同层面的。我们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刚才杨小冬说的这些事情都是很好的。
徐凡：有一些事情要建立在大的基础之上，就像咱们老说的金字塔似的，生命、安全是基础的，然后是愿望的表达，成就感的建立。它们在不同的层次上，但是实际上一个人需要所有的层次，他要完整地生活的话，所有的层面都必须有各个层面的修复，才能完整地搭建起来。
主持人：更深层的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自己对人的态度，我们自己对慈善的理解。我看杨澜的东西，她说把慈善作为一个生活的方式。她把助人或者是互助作为日常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一个观念的东西。不仅是灾区的孩子，我们身边也有人因为其他很多别的原因，有心理的创伤，我们怎么跟他相处，怎么对待他，我们怎么教育孩子，做一个有爱心的人。如果我们整个的素质提高上来的话，我们今天讨论的很多问题都不需要再讨论。这也是我们今后作为母婴的媒体，或者是面对家庭、面对孩子的媒体，我们的责任。下面有几个网友的问题。
卜卫：有一个网友问，有的媒体一遍一遍地问孩子，问爸爸妈妈还在吗？家里还有哪些人活着。这种做法非常伤害孩子的心灵。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怎么看，怎么做对孩子的伤害最小。
我觉得第一点，并不是记者的职业道德低劣。大部分的记者都是想把实情告诉大家。我觉得可能是很多记者没有受过这方面的培训，就是怎么样跟儿童打交道。因为这真的是一个专业。在什么情况下，怎样才能能够保护儿童的权利，他可能不是太了解。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他没有受过这方面的培训，他不会想到这些问题。
让儿童重复他们的痛苦经历，这就是对儿童的二次伤害，这种情况应该避免。面对受害儿童时，记者怎么采访，才是对他们伤害最小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对小孩子，记者没有足够的把握说我能够保证这个采访不会对他伤害，或者记者已经考虑到这种采访可能会对他伤害的情况下，在多数情况下，应该放弃对儿童的采访。就像刚才她说的，不要把摄像机、镜头都对准儿童。这会给儿童带来很大的压力。记者有一个替代性的方法，他们会去采访孩子的父母、老师、警察、救援人员，他们会去采访周边的成年人。而且必要的时候，他们会隐去儿童的姓名，这都是对儿童的保护，从这个角度会减少对儿童的伤害。有一些儿童和青少年非常成熟，能够有准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时候，记者可以采访他们，但是在采访的时候要避免对他们的二次伤害。不要问他的经历，而要问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他需要什么东西，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等等。可以谈一些儿童的意见。我们在采访受到艾滋病影响的儿童的时候，从北京去慰问他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带很多书包、零食。但是去了以后，我们把所有的小孩集中起来，让他们画画，画他们最需要的东西。有一个小孩画了一个耗子，可能是因为父母都离开他了以后，他特别害怕，耗子老去骚扰他。还有一个小朋友画了一个手套，也许是冬天冷，他需要手套，所以我们就没有必要送书包。我们的记者就要听孩子们真正的意见。这给我们一个教训，他可能是需要手套，可能是需要帮助他保证安全的一些东西，你要知道、了解他的安全状况。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记者应该特别尊重孩子的意愿。因为你把这些需求说出来，你让孩子把他们成熟的意见说出来以后，告诉大家，可以实行对孩子对有效的帮助。这一点我们叫儿童干预。
儿童四项基本权利之一就是参与权，他们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这个发表意见的环境应该是安全的、友好的。你要蹲下来跟他讲话，要从儿童的视角理解他的处境。这是保护儿童的最重要的一点。无论是记者还是成年人还是救援人员都应该考虑到的。这样会对儿童有一些实际的帮助。我们在做儿童工作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做儿童是儿童问题的专家。其实，儿童最知道自己的需求，但是我们没有机会让他说。我们只让他说是不是失去了爸爸妈妈，这是对儿童权利的一种侵害。在救援的过程中要考虑怎么样和儿童、青少年一起工作，帮助他们发现问题，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主持人：网友问，把一个孩子塑造成一个非常勇敢的人，这是不是积极、正面的方式？
卜卫：这上面也写了，媒体报道，有一个孩子冲进去救了好几个孩子，他们问我这是不是树立了儿童的正面勇敢形象？我想说，媒体应该注意到能动性，他不光是救自己，应该鼓励儿童在保护好自己的情况下救别人。我们不特别鼓励儿童牺牲自己去救别人。因为儿童本身是需要保护的。我刚才讲到，很多网友关心到底什么是儿童权利，儿童权利还有一个受保护的权利。在紧急的关头，比如说失火和重大灾害，儿童应该受到优先保护。我们签署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这是我们政府对这个社会，也是对联合国做的一种承诺。儿童应该受到优先保护。我们也知道北京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中删掉了一项见义勇为。我们不鼓励儿童先冲上去，鼓励最先冲上去的应该是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我们要报道儿童的能动性，他去救别人，包括儿童自救，这都是非常值得报道的线索。在报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鼓励儿童在保护好自己的情况下，在理性判断的情况下，去帮助别人，或者是不要莽撞行事。这也是媒体的责任。
杨小冬：这个问题也是类似的，他的问题就是从传媒的角度看，把孩子塑造成见义勇为，在恶劣的环境下坚持学习的情况，是否是一种积极的做法？首先我对这个提问觉得比较有意思：是否是一种积极的做法。也就是说媒体把他们的做法分成积极的和不积极的。
我们培训很多心理志愿者的时候就会想，我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有点紧张。从心理咨询或者心理治疗的角度来说，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就是尊重事实真相。如果你也紧张了，首先你要承认自己的紧张。在这里面，我们在做媒体报道的时候，是不是刻意地只表现出一种情况。有的人说我们作为心理援助的人员一定要表现出某一种心理特质才行，我说那你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你是一个很虚假的人。媒体如果试图只引导某一种旋律的话，他也是片面的，甚至是虚伪的。孩子有见义勇为的，有在很艰苦的情况下特别刻苦学习的；也有在灾难来临的时候，特别脆弱、惊恐的；也有在灾难来临的时候表现得特别懦弱的。这是人性真实的层面。大灾难来临之后，作为一个有力量的民族，他不是要刻意树立某一种非常简单的价值取向：所有人都应该见义勇为，或者说都应该这样。我觉得电视、广播、网络各方面的加入，对我们今后整个国家和时代一个最大的影响就是，它把社会和人性的各个方面都能够很诚恳地报道，很诚恳地展现出来。它是一个真正的多元化的国家，一个多元化的国家才会有的真正的包容力。有些孩子他见义勇为，当然他以后就会得到很多的赞扬。有些孩子就开始紧张，如果我不能像他那样，我是不是特别胆小，我该怎么办。有很多孩子，或者是成年人，在重大灾害之后，会表现出一种很本能的生物上的惊恐，甚至是软弱，这很正常。而且是人可以理解的共同的东西。这个时候，社会对这种东西不要刻意地说，这个要做，或者这个不做。我们只是说从良心出发，我们去接受这样一种事实和状况。不光是在受灾的人里面，所有人都要觉得，我这种做法不会过分夸张，也不会受到一些不能理解的非议。接受宣传的受众，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他要知道，不同性格、不同环境下的人，可能会有丰富的表现。这种表现在大灾的情况下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人们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说，大灾难来的时候我必须要当英雄，或者我是一个懦夫，我该怎么办？不能凭空制造一种压力。媒体应该用包容、更加广泛的视角的方式，理解社会各种丰富的表现形式。只是在报道的时候，涉及到一些弱一些或者不太积极的时候，报道需要更多的智慧和艺术，怎么样把这个东西表达出来。但是我不一定是主张报道什么，不主张报道什么。
卜卫：也不要把灾区的行为做一些简单的价值判断，什么是积极的什么是消极的。
杨小冬：首先人是丰富的，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整个社会变得更加包容的时候，这种成长才会更加有空间、有力量。
徐凡：各人有不同的能力，大人有大人的能力，政府有政府的能力。有的人比较勇敢，能够去救助别人。有的人他的能力表现在他能听别人说，这可能就是他在这一个时刻可做的最恰当的事情。如果把这些能力都展现出来的话，这个人他也会感受到我也是这个群体的一部分，我也是有能力的人。每个人都愿意为别人做一些什么，他已经失去了很多，他已经受到孤独的危机了，在这个时刻，他不孤独，就是最好的。
杨小冬：我们做心理咨询，一个人自身有很多积极的东西，也有很多消极的东西。让积极的东西去发挥，消极的东西，人自己能够接纳，也要让别人能够接纳。这是很重要的。
主持人：徐老师，你是儿童教育的专家，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请你讲讲怎么把这些观念传递给孩子？
徐凡：媒体是一个办法。我经常向父母讲的是，无论你传递什么，首先你要给孩子一个平等的感觉，在这个前提下，你不能给孩子讲一些大道理。你说你勇敢、别哭，要坚强，这些没用。你要跟他一起走过一段心路历程。你甚至可以跟他讲，我当年怎么样，有类似的经历，这个经历跟他有一点像，帮他走进你的故事。他慢慢地会跟你找到一点认同，这就可以帮助他自己成长起来。他感觉到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这样做，可以那样做。有很多有启发性的东西给他。他就会成长起来。形成一种自己的向上的、自我发现的东西。他觉得这些成长是自己的，不是别人强加给我的东西。
杨小冬：儿童每个人有自己成长的价值和标准。如果每个人都强调自己的标准，这是比较麻烦的事情。
主持人：大家都谈得很尽兴，很多的想法和说法都是在我原来的计划之外，但是大家都谈出了很多很深层次的东西，而且对于媒体、对于父母教育孩子，都非常有建设性的意义。包括我们这个社会，怎么看待受灾的孩子，看待他们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状态，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需要从一个人的角度，对生命认识的角度来说的。我们要认可，这些都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我们要接受这种常态。
杨小冬：这样你才能理解自己。
徐凡：发现自己还有很多的能力。
主持人：这就是我们以后要做的很多工作：专家们要通过媒体传递这样的想法，包括对人性的认识的角度的一些建议。还有一些很具体的做法，包括媒体采访怎么做，包括我们作为影响父母、影响孩子的传媒，我们给父母传递什么样的观念，通过父母又传递给孩子什么样的观念，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这些问题，我们要反思，我们要想我们以后应该怎么做。其实，我们自己会得到一个提高。我是这么想。孩子也在这里面得到提高，父母在这里面也有提高。整个社会的层面，包括媒体，都能得到很好的提升。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话，灾难之后，从这里面，我们真正能够挖掘到很好的成长资源。
今天我们的访谈先到这里结束，感谢各位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