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地震牵动了十几亿中国人的心，我们都因此感受了太多悲痛、愤怒、内疚等情绪。有位网友留言说到“我不愿意好好吃饭，总觉得要是好好过日子就对不起灾区的人们……”也许已是时候让我们抚平这深深的哀伤，毁坏的家园在等待我们重建，生生不息的希望从未磨灭。我们默哀祈祷逝者安息，唯愿生者坚强。
不止是面对地震这样的大灾难我们需要学习坚强，在生活中遭遇事业失败、情感挫折、生离死别等重大人生变故，我们同样需要力量在悲剧中汲取智慧和勇气，让生活好好继续。6月2日心理专家贾晓明、《北京晚报》摄影记者王成作客专家在线，和网友们共同探讨如何平复灾难带来的创伤，绽放重生的微笑。
心理专家：贾晓明
本期嘉宾：王成
嘉宾主持：王珲（《心理月刊》执行主编）
王珲：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又请来了贾晓明老师和北京晚报的摄影记者王成，一起来谈一个关于哀伤的话题。
为什么要谈哀伤的话题呢？其实这也是贾老师给我们的建议，我想请贾老师特别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谈哀伤的话题。
贾晓明：今天算起来，从12号到今天，差不多21天了，三周。我们知道，这次地震灾害给人们带来很多很多的影响，心理影响肯定是非常大的一部分，我们一直说，大灾难后人的心理发展有几个过程，前一两个星期，甚至前三个星期，因为还有一些余震，所以人们总体来讲还处于应激状态。但随着国家政府的安置，我看到好多孩子们也上帐篷学校了。
王珲：还有板房也建起来了。
贾晓明：人们的生活更趋于正常化、安定了，这时候可能有一个问题就突显出来了，很多人失去亲人、失去家园，还有身体被截肢，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损失。说起应激状态，可能面对悲痛和创伤，好多情绪还积压在内心，特别是这些日子家人去世的医务工作者，他们还在不断地应激，还在救助别人，我们想，当一切处于正常时，他们就会面对自己的创伤和失去的痛苦了，所以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一个哀伤的过程会开始了。
王珲：那会是一种大爆发吗？比如在一个半月以后。
贾晓明：其实是这样的，是否大爆发也是根据情况的不同，不管他的情绪是巨大的爆发还是缓缓地释放，我们说，总是要为失去做点儿什么，即使是自发的、有目的的，我们就可以主动的为我们的失去做点儿事情了，这个过程可以开始了。
王珲：为什么您这么强调我们一定要为失去的什么做点儿事情，如果不做的话会怎么样呢？
贾晓明：这就是今天的主题了，丧失后的心理过程，一定要有一个哀伤的过程。从整个历史角度发展，人类遇到了很多灾难，但我们都说，我们发现在灾难过后，同样经历灾难的人最后对他们心理造成的影响还是有区别的，我们说相当一部分人有自愈能力，但在自愈过程中，其实他们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的。
比如为失去的亲人哀悼，举行葬礼。昨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6.1儿童节。除了搞些纪念活动，我特别看到一个情景，五百多个家长为他们死去的孩子过6.1儿童节。真的是非常感人的情况，有的抱着孩子的书包或衣物，这对他们来讲是非常悲痛的，他们必须要在一个特别的日子做些什么，我们就管这叫仪式。这个仪式一方面表达他们的痛苦，也是一种哀悼和纪念，类似这样的活动，是有心理意义的。
我们要做些什么，这就是哀悼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能够有序的、有目的的、持续地去做，这对他们的心理修复是有好处的，这就是我们说的为什么有的人看起来还比较好，可能是因为他的修复过程是比较好的。
王珲：王成，这次是你第一次参加心理月刊专家在线访谈，我大概介绍一下王成的情况吧，他是在卧龙拍大熊猫时，刚刚过映秀镇就遭遇了地震。
王成：离映秀两公里左右吧。
贾晓明：那你经历了那个过程吧？
王成：经历了。我们的车被塌方的石头整个砸变形了，所有人在车上被困了三个多小时之后，被当地人救出来的，基本上也算是灾区的难民。我一直在映秀镇采访，18号回到成都的。
贾晓明：三个小时出来之后又马上开始工作了？
王成：三个小时出来之后，也是在那儿被困了一两天时间，14号走到映秀镇，从14号一直到18号是采访的时间。
王珲：其实王成一个是自己受伤，也看到同车熟悉的朋友受了重伤，然后又到了映秀，因为映秀的情景是非常非常惨烈的，你看到了这么多，对于刚才我和贾老师交流的关于哀伤的话题，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王成：以前接触过、采访过也经历过灾难，但没有这么大的，没有亲身经历一场这么大的灾难感触这么深。从灾区回来之后，按我自己来说，我和平常采访有一些变化的地方，比如我开着开着车，听着音乐，有时候可能莫名其妙的听到某个段落，眼泪止不住的就流下来，有时候看到电视演灾区的片断，也会勾起一些东西。以前可能不太会，以前还是以旁观者的眼光去采访、去报道，但这次不太一样了，是以亲历者的眼光。感情上会有所不同。
王珲：贾老师你觉得像王成刚才表达的意思，实际上他也是要对自己亲历的过程有一个哀伤的仪式吧？
贾晓明：他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他们正好赶上地震了，自己的车、自己和同事也受伤了，等于是自己也在经历灾难的过程中受到了一些心理部分的伤害和实际的损失，刚才你讲的感受我有一个理解，他已经变成亲历者了，亲历者在哀伤中有很特别的一点，我不知道王成怎么想，我现在的理解是，你跟当地的四川灾民共同经历了那个部分，这就有点被连在一起的感觉。他刚刚用了一个词，“我就算灾民了。”这就不一样了，大家被连在一起了，共同承受了这个部分。
王成：对，并且救出我们的人也是当地灾民。
王珲：是由他们把你们救出来的？
王成：对。还有一点，在灾区受到很多当地同样受灾的灾民的无私的帮助，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喝的，还有到了映秀之后，我们采访过程当中的生活也是灾民给了我们帮助，当地还有好多志愿者，看到了好多人性中非常光辉的一面。
贾晓明：我想说的是，可能刚才我们说的悼念多了一部分，现在损失的部分，不管是亲人也好、家园也好，其实也跟你们融为一体了，所以这个丧失不仅仅是外来者拍景色的旁观者的角度了。刚才说到的哀悼，可能他们心里多了一种成份，当地同样受灾的人面对家园的损失要表达一部分情感。这可能就是哀悼对于损失、丧失的这部分的特别的意义。
最近很多人回来，不管是记者还是志愿者，都说离开之前是不是也要做点儿仪式，昨天我看到堰塞湖疏散人员的官兵们搞了一个，我看了一下觉得挺好，他们在那儿奋斗了将近十天十夜，走之前一起行了军礼，鞠躬，合影留念。我觉得这就特别好，他们亲身参与了救援的工作，他们在这儿战斗过，必须留下一些纪念的部分，我觉得这就像仪式一样，对于很多救灾的工作者来说，我特别想问你，你有没有带回点东西？比如映秀那里的东西。
王成：我们当时从车里逃出来之后，当天晚上在一个大客车里躲了一宿，但也不太安全，因为也是在山坡的位置，怕再有大的塌方把车砸了，所以手上一直攥着一个砸车窗玻璃的小锤子，最后在我的整个采访过程中也一直带着。后来去成都，当时我没有托运行李，就把它寄存在行李处了，原想一个同事第二天带回来的，结果他给忘记了，所以小锤子也永远地留在成都了。
王珲：其实小锤子对他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王成：对，我老觉得是一种自我保护的东西。出来之后用不着的时候也没舍得扔，一直想留着，这比较可惜。
贾晓明：是不是可以跟机场那边说一下，他会存一段时间的，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请人帮助取回来。
王成：也没在想，可能留在那儿也是一件好事儿，反正锤子已经留在心里了。
贾晓明：说得真好。
王珲：王成说他自己回来之后听着音乐还会突然地泪如雨下，这也是我们表达哀伤的形式吗？
贾晓明：也是的。因为这场灾难太大了，尤其像王成经历的情形，其实我们引发的各种情绪和体验感受，我觉得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梳理的，这个过程有一部分肯定是很重要的，就是表达。
王珲：没有表达反倒让人担心，有表达是好的？
贾晓明：应该是这样的，为什么王珲一开始说的我觉得问得很好，阶段性，灾难刚开始时，人们会被震惊住，会麻木，有可能丧失以后创伤太大，有些人就比较压抑，但压抑在应急时是可以理解的，刚才我们特别强调，随着生活慢慢进入正常化，压抑部分的情感怎么办呢？我们从哀伤的角度来讲，还是应该有一个表达，但这个表达还是那样的，不应该强制。
王珲：也不是非要是很大起大落的宣泄？
贾晓明：对。还是要自然的，自己能够接受的，最近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特别多，好象我们要揭伤疤一样，我们碰创伤的经历应该怎么面对，我们说一定有一个前提条件，恢复的过程需要对经历那种感受，那种情感有一个宣泄的过程，但宣泄有一个前提，不能打破心理底线。
心理底线是什么意思？当巨大痛苦来临时，我可以承受住。就像我们平常讲的，我不能崩溃，崩溃就是我承受不了了，承受不了的概念就是整个人呈现失控状态，实际上我情感大爆发时会进入恍惚的状态，整个精神都恍惚，不能感知周围的世界，完全沉浸在痛苦当中。这要恢复起来会比较困难，我们希望他表达一部分痛苦，就像抽泣着抽泣着慢慢能停下来，这事儿完了以后该吃饭还吃饭，该上班还上班，对现实的社会功能破坏不是很大。但如果我们太过度地宣泄表达，有时候会完全被情感淹没，这就不是很好的。
那怎么样调解呢？就像刚才王成说的，听音乐会被激发出很多情感，但我觉得这是慢慢往外走的感受，我觉得有时候这种方法也可以用。我特别想讲的是，在哀伤的过程中，其实我们的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有了化解哀伤的办法，人去世后，中国有守七的说法，而且每个阶段有不同的事情，守七的时候家里布置一个灵堂，家里人坐在那儿，哭哭诉诉。为什么不说两天呢？或者七七四十九天，其实就是给你一个过程，一点一点表达、一点一点静下来、一点一点接受现实。
王珲：我们看到山塌方的地方经常会插着香，那种祭奠本身也是像您所说的东西？
贾晓明：对，其实我们看到反而比较好，有的尸体被掩埋，有的家人就会去那儿哭诉，像你刚才说的点香等方式。如果他们确认家人去世，从心理学来讲，实际对他心理的恢复是有好处的，有一个仪式的表达过程。
王珲：刚才您说到一个心理底线的问题，谁会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儿呢？像您刚刚说的崩溃的例子，有的人任由自己在电视前看，什么事情也做不下去，也不想做，一天一天地接下去，其实那时候是不是他已经在接近崩溃的底线，他不知道，他只是觉得无力阻挡自己的这种情绪，在这方面能给他什么建议？让他警惕一下？
贾晓明：我周围也有很多这样的朋友，表达对灾后的情绪感受，我觉得大部分人自我意识还不错，前一个星期他们陷入得比较厉害，但慢慢地他们就开始避开这些信息了，不看了，自我保护就出来了。但还有人可能就陷得比较深，如果他们今天可以看到这个视频直播，我有一个建议，你可以看你整个情绪状态，是不是老是处在低沉、悲伤、郁闷的情绪当中，如果这样的话就对自己的心里说句话，这些信息我暂时回避，同时还要做另外一件事情，你觉得看什么、做什么能让自己的心情稍微好一点。我跟很多朋友聊过，他们不看关于地震的信息之后开始听一些音乐了，这些音乐不是非常哀伤的，而是让他们觉得舒服的，让心情平静、舒缓、平和，但又不是特别悲，这样他就能把自己的情绪调试在一种相对比较恰当的状态，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好的方式。所以现在还来得及，赶快阻断一下。
这次视频的有益之处还有一个方面，除了灾区很多人丧失了亲人之外，很多人情绪反应强烈，不仅仅是看到这场灾难，也是唤起了自己曾经丧失之后的情绪，这些人的反应一般比平常人的情绪反应还要强烈得多。我最近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到一些地方去讲，因为很多人要帮助别人做培训，但他们讲着讲着就会哭起来，不仅仅是看到这场灾难引发的痛苦，他会告诉你，他母亲前三年去世了，他爸爸两年前去世了，他说我不能哭，我必须坚强，因为我是我们家的老大，我要照顾弟弟妹妹，要照顾留下的父母。所以他说，两三年过去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哭过，但这次一下唤起了他们的情绪，所以他们的情绪反应比一般人强烈。这种就不仅仅是屏蔽能解决的，这次可能有一个意义，他们没有完成哀伤的部分，可能是因为他们脑子里有一个信号，我必须处理这部分情绪，不能再压抑了。这些情绪不处理好象没有什么，但只要一遇到事情，被触及到就会被诱发出来。
王珲：王成，从你在现场看到的情境，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同事和在映秀镇上遇到的丧亲的人，他们大概都有什么样的心理？有什么情绪上的反应？
王成：我们一起受伤的同事可能会好一些，毕竟伤势不是特别严重，而且大家都能明确地知道自己会活着走出去，还好，没什么太大问题。在灾区现场，有一些亲属找到尸体，烧一些香，烧一些纸钱，自己也把尸体运走安葬。
王珲：当时就在进行这些？
王成：15号、16号，在映秀的小学，大批的孩子尸体被挖出来摆放在一起，家长去看，一具具的尸体看，看能不能找到自己的孩子，如果能够找到自己的孩子，可能是比较幸运的，把孩子的尸体收拾起来，抬走，掩埋。
王珲：你当时一直在旁边？
王成：我一直在旁边。找不到孩子的可能心情比较焦虑，但已经过去很多天了，也看不太出来他们有哪种……我估计可能还是属于麻木期，没有特别痛苦的表现，他只是看到了孩子的尸体，一下就爆发出来，大哭一阵，把孩子的尸体抬走掩埋。他们自己可能也清楚地意识到，能找到孩子的尸体已经是一件幸运的事儿了，很多人都找不到尸体，一直有家长在陆续地找。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叫朱清秀（音）的81岁的老太太，她在那个地方已经等了三四天了，她还在等。
王珲：等她的孙子？
王成：等她的孙子，她明确知道她的孙子已经死了，她不抱希望了，也不哭了，她只想等着孙子的尸体被挖出来，她把孙子的尸体带走，和他的爷爷一起埋在祖坟，这是她最大的愿望，她在现场还忙着劝其他的家长，现场基本大概就是这样。
贾晓明：这里面其实又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死亡的形式和确定感对人的哀伤也是不太一样的，你看刚才王成给我们介绍的非常现场的感觉，那时候人们第一就是要确认，我会听到一些信息，有的家长说，能不能把孩子的脸擦干净，把衣服收拾一下。我看到一些图片，有的人把妻子背回家，把儿子背回家，想很好地安葬他们，用更好的方式。哀伤的过程，埋葬的过程，对他们也是有心理意义的。
王珲：确认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一定要看呢？知道孩子就在瓦砾下，为什么他一定要确认这件事情？
贾晓明：这里面有两个部分，先说第一个确认的部分，我确认我失去他时，才能做事情。
王珲：就像划上一个句号一样？
贾晓明：对，然后才有一个重新的开始。这个开始意味着什么，在我的亲人离开以后，我到底要怎么活，其实可以有一个开始了，但如果你没有确认的话，你始终就会觉得事情没有结束，老没有确定感。
王珲：包括会不会有幻想和希望？
贾晓明：完全有可能，但这个可能是一个没有结局的可能，你又放不下，人活的是非常难受的，就是一种不确定感，好象你心里老有事儿垫着，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要悼念他，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我们国家有一个法律，人失踪以后找不到了，就会“宣布死亡”，比如你找人，找了三个月还找不到，就会公布死亡，他就是想给你一个确认感，这在心理上是有意义的。
当然确定以后还有一个问题，你可以为他做点儿什么，所以为什么人们把葬礼，包括骨灰的安置、穿什么衣服都那么重视，这是你对死去的人可以做的事情，如果你做到以后，心里有些安慰，内疚感等一些情感就会有所消除。不然很多家长会觉得，我没有把你救出来，我不知道你在哪儿，你死了我也不知道做什么，不但是丧亲的痛苦，后面的情况他都没办法处理。所以为什么他们能意识到我找到尸体就已经不错了，因为他还能为孩子做些事情。为什么中国有清明节这个节日，古人发明的特别好，就是在一个节日祭奠时去看望他，这样就可以有一个心理的连接。
王珲：把内心也许没有机会说的话通过这个时间再向他表达。
贾晓明：对。向他表达，向他诉说。你看，有这么多意义，但如果没有挖出来，没有看到的话，悲伤在某个层面来说也会更大一点，他没法儿有确认感，同时也没有办法去做其他的事情。这位老奶奶想，找到了（孙子的尸体），放到爷爷那儿，她有一个想法，就像了了心愿一样。还有就是挖出遗体的完整性，死亡的惨状不同，造成的悲伤也不同。如果小孩子的尸体被挖出来，相对身体比较完整，面部表情也不是很痛苦，这对丧亲者来说也会是一种安慰，但如果相对来讲尸体不太完整，有各种被砸伤的惨状，这些人也会特别特别悲伤，所以如果他们能做点儿什么……
王珲：那怎么办呢？因为一方面我们要去确认，但有可能被毁得非常厉害，这是两难的事情。
贾晓明：对，对亲人来讲，他们还要处理这部分，看这部分给他们的心理留下了什么，我们也会讲创伤后的应激障碍会有一些闪回，有些画面老在脑子里闪现，这里面可能就包括他们看到尸体时的情景，在后面我们做心理干预时也会有一些办法帮他们处理这些东西，把他们消除这些这些负面的、刺激的画面。
王珲：我刚才在提这个问题时注意到王成，是不是你也会看到一些你自己都很难以承受的画面？
王成：是这样，从灾区回来之后，有几次我从梦里能感觉到，醒过来之后恍恍惚惚的觉得自己还是在灾区里，躺在废墟里，眼前是快倒塌的墙，眼前是挖掘死尸的人。还有一次从梦里醒来时，感觉边上有一个人一直在拽着我的手，让我不要放弃，带他出去。我就一直拽着他。
王珲：你是醒来之后还是在梦里？
王成：我不太确定是梦还是在半醒的状态，有过几次，但是可能别人听着觉得是一个很恐怖的梦，一个非常吓人的梦，但对我来说不是，我只是觉得就在那儿，就是办了一件事儿。很多人觉得我在灾区看到那么多死去的尸体，可能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儿，其实不是，你在灾区看到那些觉得都是很平常的，因为你处在那个环境当中。
王珲：除了梦，没有刚才说到的闪回等一些反应吗？
王成：没有太多，只是这两个梦给我的印象比较深。
王珲：醒来之后的感觉呢？当你意识到了这个梦之后。
王成：可能就是半睡半醒的感觉，过一会儿又睡着了，但不是惊醒，也不觉得是一个恐怖的梦，不是噩梦，只是梦里有这么一些片断，让我想起来跟灾区有联系的场景。
贾晓明：这些也是蛮正常的，昨天我们看到一些从前线做干预回来的人，跟他们做了交流，实际上经历这个过程的人，做梦等一些反应，应该说是比较普遍的，是正常反应。另外有些人的闪回太厉害，尤其是经过灾难的人，看到了很多情景的，他们去帮助做干预时，就是为了帮助他们从心理角度把闪回的部分抑制住。
王珲：有些什么具体方法吗？
贾晓明：是这样的，现在解放军那边有一个军事的心理训练中心，研发了一套系统，在一线的战士如果在战争中看到了什么激烈的惨状，闪回会比较多，这种闪回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他们的睡眠和饮食，这样对部队的战斗力可能会有影响，比如前线的解放军战士长期会做抢救、尸体搬运和掩埋，所以他们见到的惨状比较多，很多战士可能会有这种反应，影响他们的休息、睡眠和饮食，他们希望能快速把闪回部分和影响部分抑制住，保留一些比较好的画面，这样能让部队维持好的战斗力。所以他们研制了一套系统，可以比较快速地去做。
王珲：那个系统是一个仪器吗？
贾晓明：仪器，就是通过计算机软件，通过电脑，战士们可以戴上耳麦，做一些放松训练，还有一些其他的调整方法，可以特别具体地看到，心率等可以测出来的，可能刚开始波动很大，但随着慢慢地做，就能降下来。
王珲：我们杂志做过那种，经过你的心率变化，调节越来越好的画面反映在头脑里。
贾晓明：对，里面有一些技术，因为战士比较多，军队希望快速有效，所以就想了一个简洁的方法，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这里我们谈的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对创伤后的心理应激反应做一些暂时处理，另外就是丧亲以后，失去家园以后，我们有很多哀伤、痛苦和负面的情绪感受，我们要通过怎样的过程宣泄出来，因为这是很多人都要面临的，这次灾难波及面太大了，我们知道不但是亲人，还有同学、同事、小学同学、中学同学……以前好久没联系了，但这次突然知道他去世了，所以这种丧失，波及面非常大。我今天讲的意义就是所有人都应该做点儿什么，都有个哀伤的过程，刚才前面介绍了，直接就埋葬了，这是仪式化的部分，如果没有来得及的，还可以再做，还有特殊的节日，昨天6.1，父母和孩子都去做，哀伤一定是一个过程，今天做了仪式是不是就过去了？没有，不一定。也许七天以后我们再做点儿什么，七天以后再做点儿什么……
王珲：自己有意地选择某一种方式，只要对自己具备一定的安慰作用就可以？
贾晓明：对，表达出失去亲人的痛苦，好象为他做了点儿什么，或者我做了什么可以让我的心里舒服一点。
王珲：我有一个朋友的小学同学，也是像你刚才说的，很多年都不见了，这次信息传播很快，然后就知道那位小学同学已经去世了，你对他有什么建议？
贾晓明：我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比较远，如果有可能去的话，比如知道这个小学同学埋在什么地方，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去悼念，去看望，就像一个仪式一样。这个机会来得越早，对你的恢复越好。假设这位同学住在成都，都江堰的一个同学好久没见了，那他去看望相对容易一点。但我们知道好多在四川省外、比较远、不容易回去的人，我建议做这么几件事情：第一，看看他能不能找到跟这个小学同学有关的其他亲人，给他们打电话，表达一个问候。
王珲：表达问候这本身很重要。
贾晓明：非常重要。你可以把你的心意，你的悼念表达出来，意思就是一定要做点儿什么，这是其中一部分，虽然不能到埋葬的地方去悼念，但你可以跟他的亲人说一下。第二就是看看能不能找到跟这位小学同学有关的纪念的东西，比如以前是不是一起照过照片，彼此送过礼物，这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找到它，然后作为纪念留下来。 另外如果是非常好的同学和朋友，那他也可以为他写点儿什么。
王珲：写日记本身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告别方式。
贾晓明：比如有的人有博客，比如可以写“为我小学同学的悼念”，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形式，另外如果能拿到什么地方发表……
王珲：现在已经开始有讣告，在一些媒体上会开这样的专栏，叫“逝去纪念”什么的。
贾晓明：太好了，如果失去的人有一个讣告在那儿，所有跟他相关的人都可以到那儿去。
王珲：实际上就有了一种情感上的呼应。
贾晓明：就像刚才我说的，如果你方便到那个地方，如果你不能去的话，虽然他在四川，但他的同学在南京、北京或上海、东北，但大家可以在网上，在一个地方，用电脑写悼词，送花圈，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形式，是一种悼念方式。
王珲：因为有些人目睹巨大的丧失之后会产生一种对生活、生命的无意义感，通过用仪式、哀伤、告别的方式，可以帮他重新恢复意义感吗？
贾晓明：这里面要说起来的，我们要讲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为什么丧失以后会让人这么痛苦？为什么让人们有无意义感？是因为人活着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我们跟周围的人和环境都是有关联的，因为这些人会让我们觉得生活有意义。举个简单的例子，为什么我觉得生活有意义，因为我是妈妈的女儿，她可以看着我成长，有人关心我、爱我，这就是意义的很大一部分。而且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有一个概念叫延伸的自我，其实我们定义自己一直都是靠别人来定义的，如果这部分失去时，我们定义自己的那部分就没了，这部分很重要，就是帮我们确定自我价值感。如果朋友没有了、家园没有了、亲人没有了，他活着的价值感就没有了，他觉得我做的部分，想让我最重要的人听到、看到的，都不在了，看不到了。为什么说悼念呢？哀伤，哀伤能帮助他解决这些问题，假如他的妈妈因为孩子去世了，非常痛苦，如果我们其他人去悼念，就可以建立新的连接。
王珲：哪怕曾经对她而言最最重要的关系已经丧失了，但会有一些新的关系的进入，这对她是有价值的。
贾晓明：有很重要的影响，当然有一个体验，不能完全替代，很多人说，您的儿子死了，我们会经常来看您，但这里有一点，我们其实是不能替代她的儿子的，但如果经常有人去看她，比如就是她孩子的同学、朋友，她总会感到温暖的，她会觉得，还有一些像她儿子的同学来看望她，这样生活就变得有意义了。所以我们特别强调哀悼要有一种社区哀悼的概念，对一个亲人死了，为什么要发讣告，比如在单位，如果一个人去世了，我们就会发一个讣告，相关人都会去。这个意义在于，丧失亲人的痛苦不是只能由一个人承担的，而是要大家共同来承担，一个社区共同承担，这样可以分担痛苦，而且又能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其实人一直有对死亡的恐惧，个体很难面对它，它是需要群体来面对的。
王珲：但我们现在的社区感已经变得比较薄弱了，不像以前那么强了。
贾晓明：这次地震灾害非常大，其实国家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把四川的灾难定义为中国人的灾难，不单是四川的灾难，所以19号下午2点48分有一个三分钟的哀悼，还有鸣笛，这是国家的共同的仪式，非常非常好。那时候我们知道，不管是天安门广场还是其他地方，都聚集了很多人，这表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共同面对这场灾难，我们共同去抗争它。一说到哀伤的部分，其实就应该加上群体的含义、社区的含义，这非常重要。
王珲：您说的这个也反映出来持续的对丧失的人的关注、支持，这样才能对他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安慰？
贾晓明：是这样的。当然说到安慰和支持我觉得也有一个层面，除了仪式之外，我们还应该给哀悼者本身自己一个空间。这里面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我们集体面对痛苦，但我们知道，同样的一件事情，个人的感受还是有差异的，比如个人的那部分，他要单独对他说的话，单独表达的情感，需要一种单独的连接，他也需要一个空间。
王珲：所以太密度的围在他身边的支持，有时候可能会让他找不到这样一个空间？
贾晓明：对，有的感情就是爆发式的，比如在葬礼时嚎啕大哭，但有的时候真正和亲人告别的阶段，除了仪式之外，如果家里能有供奉，摆放死去亲人的灵牌和遗物，还有很多人在废墟上找遗物，这个工作特别重要，一定要留下一些东西，怎么去保存这些东西，真正跟亲人告别、哀伤的过程，还包括收拾遗物的过程，我相信在收拾遗物的过程中，所有丧亲者是非常痛苦的，可能他会一边收拾一边哭，有些照片，所有当年的遗物，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妈妈，家里没倒，但学校倒了，孩子失去了，家里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想象爸爸妈妈看到了会多么多么伤心，但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别人不能打扰。
王珲：应该是她自己专注地做的过程。
贾晓明：对。如果她现在看这些东西受不了，就先不看，所以这又是一部分，她看不了，太痛苦，没关系，等到慢慢心理能承受的时候，再拿出来看，她可能会对它说些话，或者哭，都可以，今天拿这部分，明天拿那部分，所以这又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知道有些父母实在受不了，根本不敢碰那些东西，那我们也允许，他们现在需要一个过程，但有的家长说，我一直不碰，从来不看。
王珲：那样不好。
贾晓明：那就不行，因为他没有经历哀伤的过程。
王珲：他把它区隔开了。
贾晓明：对，拒绝了那部分、回避了那部分，实际上痛苦太大，但他真正的悲痛和感觉没有表达出来，就是我们讲的，太痛了。那怎么办呢？如果我们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在那儿，我们会帮他。为什么这次心理援助非常讲究专业性和防再造伤害的情形，我们非常提醒，如果他不能承受时，你快速打开，真的对他会有二次创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又反复强调哀伤还是需要的。为什么要由专业工作组做呢？我们会让他一点点接触那个部分，让他自己选择，但因为多年的经验我发现，如果他总是不碰那个东西，他内心的痛就还在，这带来什么问题呢？如果生活中遇到相关的事情，其实还会诱发他的痛苦。还有一种担心，抑郁，因为我们知道抑郁对人的心理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严重的抑郁，包括你刚才提到的生活无意义感。我们蛮担心会不会被这种抑郁淹没，这样对整个社会功能会有很大的影响。
王珲：他们说精神病院里有些疯了的，实际上也是遭遇过重大创伤而造成的，可能他表现出来的不是抑郁，而是另外一种，精神分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来？
贾晓明：不同的人遇到同样的事情，会有很多影响因素，他本身的人格因素、以往的社会经验，同样的事情带来不同的心理压力。举一些例子，这次也有一些大学生是灾区的，但他现在不能回去，但每个同学的反应都是不一样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一个学生是大四学生，他的反应相对比较强烈一点，因为他现在面临的压力特别大，要做毕业论文、找工作、考外语出国，他的女朋友也要毕业了，可能有一个分手的问题，可想而知，他现在已经有太大压力了，但突然又面临亲人去世，所以这时候的应激反应也许要比其他人更强烈，这就是我们说，同样的事件每个人反应不一样。
王珲：可能积压在他身上的不完全是这件事儿，还有好几件其他的事儿综合在一起？
贾晓明：对。包括跟每个人应对困难的方式也有关，有些人是积极的应对，有些人就会消极的应对。
王珲：积极的应对是指什么呢？
贾晓明：可能我们认为更有建设性的方式，刚才我们讲的，刺激特别大，那我们就会刻意回避，或者是尽量不要自己单独呆着，跟家人、朋友在一起，都会增加安全感和社会支持感。而比较消极的方式，可能有的人特别痛苦，他就独自喝酒去了，完全是自己一个人孤独的独处，或者有的人还去听那些更加悲伤的音乐，让自己沉浸在悲伤之中，或者看问题相对来讲就比较悲观，就像我们经常讲的，有半杯水，乐观的人就会想，还有半杯水；悲观的人就会想，为什么只剩半杯水了。这和人的认知态度有关，同样的事情，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处理不一样，最后造成的结果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性的。
王珲：王成你觉得你是属于看半杯水看多还是看少的那个？
王成：我应该还是比较乐观的，从被困在车里的时候，一直也是，因为那时候能动的空间很小，老是想要挣扎，想要动一动。
王珲：那时候有恐惧吗？
王成：没有恐惧，当时一直想着怎么能逃出去，怎么出去，被困在里面时，由于那时候一直想挣扎，所以每次挣扎完了之后都大口大口地呼吸，喘气，也是很难受，后来让自己放松，想一些好的事情，想结婚那天，是什么过程，几点出发、几点回来，慢慢地想这些东西，让自己的心情放松，这样可能就不再去做无意义的挣扎了。出来的时候也是，看到一些悲惨的画面时，也是静下心来让自己想一些美好的东西，我自己还是有一些调整方法的。
王珲：这种方法就是贾老师说的比较积极的应对方式。
贾晓明：对，非常重要，而且这种方式带来的后面的一系列，他情绪稳定时就会更冷静、更镇定，就会选择恰当的方式，因为当人特别激动时挣扎，还会消耗能量、消耗体力，处理事情来反而反应不那么恰当。
王珲：我听他们说小战士躲塌方时，吓得往回跑，因为往回跑是一件特别危险的事，如果人在那个时候完全被恐惧所控制，可能做出来的反倒是彻底伤害自己的事情。
贾晓明：对。对特别大的突发事件，人们的应激行为反应很难特别恰当，在很慌乱的时候，高级神经就不太起作用，更多的是情绪化的部分出来，这能理解。但现在灾后这么长时间，其实我们现在说哀伤也是想我们现在可以怎么样更有效地帮助自己做心理修复，用什么好的方式，这时候你不要要求自己坚强，承认软弱，因为哀伤一定会有痛苦，一定会有各种反应，甚至除了闪回的部分还有一些幻觉部分，但那是创伤应急、重大灾难后的，比如她突然走在路上，看一个人是不是很像自己的小孩，但这跟精神病的幻觉是不一样的，这些反应都是正常的，随着时间慢慢推移以后就会去掉。
第一，就是你要接受和理解自己正常的反应，第二，我们希望能够做些什么对心理修复有帮助的事情，这个帮助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建立共同的哀悼，建立社会支持系统，其实需要跟新的人建立连接。最后一点，回到哀伤的角度，哀伤最后的完整就是修复内在的自我。
王珲：把内在的秩序重新建立起来。
贾晓明：刚才我们说，实际我们受灾难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失去了自我的安全感、控制感、自尊感，包括自我价值感，实际上我们是要把这些慢慢建立起来，这个建立的过程也是我们怎么重新看自己，如果亲人去世了，家也没了，我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最简单的一个例子，现在灾区很多地方都迁移了，我说我是什么人，和我生长的家乡，和我的故土有很密切的联系，现在让我搬走，那我现在是哪儿的人呢？我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但我是不是这儿的人？不是。所以我们必须重新确立。
现在的帐篷小学，可能地震前是某班五一班的学生，现在建了新的帐篷小学，那可能就是五二班学生，这时候就必须快速命名，哪个帐篷的五二班，这样就非常好，因为他重新有一个确定感了，给了自己一个新的身份，这就特别好。现在有很多把小朋友安置到外省去上学，其实我们是有些担心的，因为环境的突变太大了，周围完全都是陌生的城市、陌生的人，说帐篷小学里的人也不一样，那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是经历过同样灾难的，而且乡音还是一样的。而对于来到新环境的孩子，其实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任务，适应新的环境，适应这种改变，不但亲人不在了，他还要应对完全陌生的环境。所以从这点来讲我们有一个建议，给孩子的新环境要尽量平静，不要被太多打扰、太多变化所冲击，因为可能会超过这个小孩能承受的部分。失去亲人的痛苦还没有完呢，但他现在要拿出很多精力应对别人的采访、应对别人的慰问……
王珲：特别六一，昨天一天都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贾晓明：这个小孩子要应对很多这样的事情，这对他的心理恢复和适应环境不是很有利的，所以现在希望一些行为慎重，一定要分别，是我们想给他做，还是他需要这部分，我们一定要为这负责，如果是真正对失去亲人的孩子和四川受灾的人民的援助，一定是要以他们的需要为重。
王珲：做到真正的尊重他们。
贾晓明：是，我觉得尊重非常非常重要。
王珲：其实也是非常难做到的，如果你不仔细去问一问这个行为里带来的到底是什么。
贾晓明：所以我觉得这次全中国人面对这场灾难，不只是刚才说的冷静、积极地应对，所有人都要面对，面对这场灾难，我们都想做点儿什么，我们也应该积极地应对，想我的位置在哪儿，什么是我对灾区人民最合适的帮助，不一定到前线帮助，可能我在自己的岗位就是一种帮助。
王珲：没错，你让国家有效正常地运转下去，这本身就是一种资源的支持。
贾晓明：没错。如果我的公司能跟灾区有一些连接，那我要想我这份工作如何给他们提供更合适的帮助，比如我是一个大学老师，可能我有一些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我就会想能做一些什么，比如做这样的节目，通过培训，通过一些公共讲座，把知识和应对方法传播出去，这就是我的定位，我把这个事情做好就对他们有很多帮助，所以我觉得科学、有序的心理援助是一个漫长的工作，是每个中国人都要考虑的问题。
王珲：如果通过今天这样一个节目能够让遇到同样情况的人给自己举行一个哀伤的仪式，本身也是一个新的出发点，有很好的意义。
贾晓明：今天咱们谈的不只是灾难之后亲人的丧失，其实我们知道现实中各种丧失非常多，包括每年发生的交通事故，还有因病去世的亲人，其实我们应该有一个概念，面对亲人和其他方面的丧失，我们都应该有意识地去做一个哀伤的过程，很好地处理，这对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有意义的。
王珲：谢谢贾老师，今天的时间很快就到了，期待下一次面对灾难的心理应急话题继续探索下去，也谢谢王成来到这里。
王成：谢谢。
